“予告”和“賜告”
在秦漢時代，休假叫做“告”。從字面意義上看，休假就是向上級請示。漢朝法律規定，二千石的高級官吏，如果工作卓越，可以獲得皇帝專門賞賜的假期，叫做“予告”。放到今天，這種情況就是獎勵性假日了。
另外針對二千石高官，還有一種“賜告”，即如果高官生病，不能理事了，就應該休假，換一個人來代行職務。生病請假超過三個月，就應該被免職了，畢竟不能讓一個病人一直占著崗位。對于皇帝特別賞識的官員，會給些特殊優待，并不將他免職，甚至還允許他攜帶官印回家養病，這當然是非常例外的事情了。稍微有些行政經驗的人都知道，印信得放在單位，不能跟隨長官。更別說把印信帶回家了，要是被別人盜用，往小了說，是長官個人威信的損失；往大了說，國家可能就得承受相應的代價。
正是出于這個考慮，漢成帝以后，對于擔任郡國守、相的二千石長官，他們可以享受賜告，但是不能回家修養。因為地方長官權力太大，要是他們攜帶印綬回家，后果比較嚴重。反倒其他官員，比如太子太傅、太子少傅，本來也沒什么治民權，算是半榮譽職務，賜告便可以回家休養。
四騎吏畫像磚，表現了二千石以上官員的出行威儀。
休病假有沒有極限呢？上文說是三個月，不過也有例外。漢武帝有個同學叫汲黯，他仗著自己是漢武帝沒當皇帝時候的老同學，經常說一些大不敬的話。漢武帝聽了既不反駁，也沒脾氣，因為他知道自己老同學性子直。汲黯這個人身體不好，所以他擔任九卿的時候，經常請病假，一請就是三個月。皇帝照顧他，每次到了三個月期限就繼續賜告，這樣接連往復好多次。皇帝也猶豫了，他問來替汲黯請病假的嚴助說，你看汲黯是個什么樣的人。嚴助說，汲黯當官不比別人好到哪里去。可是他這個人很有操守、持重，有古代賢士遺風。漢武帝說，我也這么覺得，汲黯可以稱得上是社稷臣吧。估計漢武帝依然準許了汲黯的病假。
汲黯在朝，讓皇帝倍感壓抑，所以漢武帝就想把他打發到外面去，安排他做淮陽太守。汲黯知道自己不能離開皇帝太遠，在宮廷內觸怒龍威，皇帝顧念舊情不會為難自己；到了外面，自己的一舉一動就要接受丞相御史的考核，那時候天高皇帝遠，沒人替自己說話怎么辦呢？汲黯很真誠地和漢武帝求情，說自己身體不好，問能不能留下來，漢武帝當然明白其中緣由，告訴他，我知道你身體不好，不過淮陽這個地方太重要了，我同意你躺著治理淮陽。
事已至此，汲黯只能走馬赴任。到了淮陽，他還真是“躺著”治理的。換言之就是經常稱病休假，不理事。然而這只是一種姿態，汲黯是黃老的信徒，躺著治理，表示太守根本不在乎這塊地方，但是他心里什么都清楚，誰也別想瞞住他。這是很高明的統治術了。
?休假的學問
漢代官員一般是五天休息一次，也有十天休息一次的記載。可能是看官職大小，高官休息的多一些。那么是每隔五天放一天假，還是上四天休息一天呢？估計是前一種。每隔五天休息一天，和當今的休息模式大致相同。古代的官員都住在官府里，所以休息就是回家。回家休息還有個別名，叫做“休沐”。“沐”就是洗頭，古人留長發，得注意衛生，不然有氣味。按說也應該洗澡，只是叫“休沐”而不叫“休浴”，說明古人洗澡不太容易而洗頭更有必要。
官員五天一休假，容易給自己的政敵提供威脅自己的機會。比如漢元帝時候，前將軍蕭望之得罪了當權的弘恭、石顯二人。蕭望之是漢元帝的老師，平時對皇帝比較有影響力，想在政治上一舉扳倒他不容易，必須找一個好時機。弘恭、石顯等到蕭望之休沐的時候，令人向皇帝舉報蕭望之的罪過。這次宮廷之中的政局大動蕩之所以成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瞅準了蕭望之休假的時機。
西漢的時候，有一種特殊的群體叫做郎吏，被稱為“宦皇帝者”，隨侍在皇帝身邊。最初他們的身份是皇帝的警衛員，到了漢武帝以后，因為人數眾多，很多人還是儒生，警衛的功能逐漸淡化了。郎吏同時也是國家的候補官員，要做官大致要通過這一條路，所以很多人積極加入郎吏群體。
郎吏沒有工資，所以各種衣著、飲食、馬匹、文具等裝備都得自己置辦。有的郎吏很有錢，可以置辦得不錯；有的郎吏本來有錢，置辦完了也就沒錢了。郎吏聚在一起還得應酬，沒錢的郎吏沒有應酬，有錢的郎吏經常出去應酬。一旦出去應酬，郎吏便無法支應宮廷中的差使，他們就得請假。由于郎吏職務比較低，十天才能休假一次。倘若十天一次的假期不能滿足需求該如何是好？有錢的郎吏就從沒錢的郎吏那里購買假期。就這樣，有錢的郎吏日日出去應酬，沒錢的郎吏永遠替人站崗。假期也成為了一種可以變賣的稀缺資源。
也有反其道而行之，自愿不放假的。比如漢文帝的佞幸鄧通，漢哀帝的佞幸董賢。他們眷戀皇帝，主動放棄休假，從來不離開皇宮，也不回家。當然也有另一種人，就是不敢離開皇宮。東漢末的宦官們氣焰囂張，他們假借皇帝的權勢作威作福，爪牙遍布天下。不過要是遇到手段狠辣的司隸校尉，也就是負責首都地區監察工作的長官在任，他們也害怕。黃門常侍曹節等人，畏懼司隸校尉李膺，放假的時候都不出宮，紛紛表示沒有伺候夠皇帝，還要留在宮殿中繼續伺候。兩種情況一則以愛，一則以懼，在人性面前，假期其實不值一提。
古代公務員的賞賜
與休假一并被考慮的是獎勵。古代公務員沒有明確的年終獎，但是漢代的公務員有時間性的獎勵。比如漢朝的官員，一般可以得到兩個定期的賞賜，就是春賜和臘賜。春賜是立春日辦法的賞賜，《漢官儀》上說，這一天，文官司徒、司空可以獲得三十匹帛，九卿獲得十五匹；武官太尉、大將軍可以獲得六十匹，執金吾、諸校尉可以獲得三十匹。比較而言，武官獲得的賞賜是文官的一倍。《漢官儀》是東漢完成的記錄漢代官制和典制的書，其說法比較可靠。書中提到的情況和后代不同。自晉以后，王朝的表述中武官的地位總是遜于文官的。然而漢代不是如此，漢代沒有重文抑武的說法。這是因為漢朝承戰國允文允武的時代風氣，自建立之初所用人才都是兼資文武之輩。特別是漢朝執政的大將軍一職，雖名為武官，而其功能更多的在議政方面。故而漢代對武官的獎勵豐厚并不奇怪。
臘賜更實惠一點。《漢官儀》上又說，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臘賜臨近過年，意義和今天的年終獎比較接近。這個賞賜不分文武，純粹按照級別高低確定，基本上是將中央官吏都包括進去了。特別是最后的虎賁和羽林郎，都是皇帝的宿衛，他們也有賞賜，很有一點雨露均沾的意味。
漢朝給官員賞賜比較大方。遇到一些特殊事件，諸如皇太子成年，加元服的時候，或者國家有些大祥瑞的時候，往往會有一些普遍的賞賜。不過每次給的數額不同，取決于當時財政狀況。這時候給的最常見的東西是黃金和絹帛，也就是硬通貨。除去俸祿，僅看賞賜性收入，一般的官員足可以致富了。
舉例而言。漢武帝器重的御史大夫張湯，死的時候家里有五百金的財富，史稱這些錢都是皇帝賞賜來的，按照他的俸祿收入攢不下來。一般認為，漢代的一斤黃金大概是一萬錢。普通人家的財產大致是十萬錢，也就相當于十斤黃金。對比居延漢簡中的禮忠簡，能夠直觀得出普通人家的財產狀況。
簡牘所示：禮忠家里有兩個小奴，價值三萬，一個大婢，價值兩萬，二乘軺車，價值一萬，五匹馬，價值兩萬，兩輛牛車，價值四千，兩頭服牛，價值六千，一所宅院，價值一萬，五頃田地，價值五萬。禮忠家全部財產匯總到一起，是十五萬。這大致是一個漢代中產的資產情況。張湯的財富是禮忠的數十倍，尚且稱為清廉，足見當時財富的差異之大。
其實歷朝歷代都少不了對官員的賞賜。南北朝的時候，北方的十六國政權和早期的北魏政權沒有俸祿，官員的財富積累主要靠班賞，班賞的財富都是搶掠來的。但是這樣的活動有很大的隨意性，而且賞賜的對象一般都是中央官。地方官沒俸祿又沒有賞賜，就得另想辦法獲得收入。
到了明代對宦官的賞賜也有一些夸張的情況。當時有一類贈送宦官家人官銜的“恩禮”。比如正德年間，有“御馬監太監丘聚、司設監太監馬永成、御馬監太監魏彬之父俱贈錦衣衛指揮使”的記載。除了贈官，皇帝還賞賜宦官造墳和安葬銀、莊田。有的數量非常大，比如《明英宗實錄》上記載景泰七年，就一次性賞賜尚膳監左少監劉祥真定府冀州并寧晉縣清水河田地五百八十頃。這些獎勵都是非制度性的獎勵，存在著非常強的隨機性。
從歷史的經驗看，制度性獎勵是保證官員群體運作平穩的有效工具。而非制度性獎勵勢必加大不同官員群體以及官員和普通民眾之間的矛盾，給整個王朝的運作帶來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