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著名學者劉東教授在江蘇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序中提到：“我們不僅必須放眼海外去認識世界，還必須放眼海外來重新認識中國；不僅必須向國內讀者移譯海外的西學，還必須向他們系統地介紹海外的中學。”正是在這樣富有情懷的學者和出版社的不懈努力下，許多海外中國研究論著被源源不斷地譯介到中國，使得國人能夠足不出戶便領略到海外漢學家的風采。于是國人閱讀到了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孔飛力的《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柯文的《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等海外中國研究著作，黃宗智的“內卷化”、彭慕蘭的“大分流”、杜贊奇的“權力的文化網絡”等學說為國內學界所熟知，甚至影響著國內學術的研究。

隨著我們大量引進海外中國研究成果，對海外學者的研究理路和范式越來越熟悉的同時，如何與其進行積極對話，并對其研究進行認真反思，是擺在廣大中國學者面前一個必須面對的問題。

“南宋精英地方化”論點的提出及其在北美宋史學界的影響

“南宋精英地方化”是由美國學者郝若貝（Robert Hartwell）肇始，經其弟子韓明士（Robert Hymes）完善提煉而成的。1982年，賓州大學教授郝若貝在《哈佛亞洲研究》(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上發表了一篇長文《750—1550年間中國的人口、政治及社會轉型》（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該文在柯睿格（Edward Kracke）、施堅雅（G.WilliamSkinner）等學者對中國科舉和農村等研究的基礎上，通過統計數字和比較研究，對公元750年—1550年間的中國歷史變化做了高度概括，指出從唐到宋，主要統治階層由唐代的世襲精英階層發展為北宋的職業精英（官僚）階層，再到南宋的地域精英（士紳家族）。（羅祎楠《模式及其變遷——史學史視野中的唐宋變革問題》，《中國文化研究》2003年第2期）郝若貝教授的這篇文章深刻影響了北美宋史學界日后的發展，“使宋史研究煥然一新”（[比利時]魏希德撰，高青譯，馬小鶴?！侗泵赖乃未芯俊?，載《北美中國學：研究概述與文獻資源》，北京：中華書局，2010，第115頁）。

郝若貝教授的文章從宏觀上勾畫出唐到明中國歷史的發展變化脈絡。1986年，韓明士在其博士學位論文的基礎上出版了《政治家與士紳：南北宋江西的撫州精英》（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以下簡稱“政治家與士紳”）一書，通過具體研究，論證且深化了郝若貝的觀點。韓明士教授在書的開篇便坦誠他的寫作目的就是對郝若貝教授關于傳統中國中晚期歷史轉型理論的實證研究與深化研究，于是他在繼承郝若貝教授觀點的基礎上，以南宋江西撫州的精英階層為具體研究對象，從撫州精英家族的起源、南北宋時婚姻模式變化、家庭策略的轉變、參與地方防務、社會救濟、宗教生活等方面，非常詳細具體地呈現出南北宋撫州精英的變化，進而指出晚期帝制中國社會的變化。在書中，韓明士教授圍繞精英討論了三個主題，其觀點大致包括：北宋時，撫州精英的家庭策略或者說關注點在中央朝廷。南宋時，撫州精英的家庭策略已經開始從全國轉向地方，呈現出“地方主義”傾向；南宋撫州地方政府權威衰落，政府在許多地方事務中退縮，伴隨著這種退縮，撫州精英們逐漸填補了這些權力空白；精英與國家“分道揚鑣”等。正是通過韓明士教授的充分論證，才使得之前更多帶有假想性質的郝若貝的觀點落到實處。必須指出的是，由于韓明士主要討論的是南北宋精英身份的變化以及他們的態度取向等，所以隨著時間推移，這一觀點逐漸被簡化為“南宋精英地方化”。

《政治家與士紳：南北宋江西的撫州精英》（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政治家與士紳》出版后，得到北美漢學界的好評，并獲得當年的美國亞洲研究協會的列文森中國研究著作獎。該書的區域社會史研究范式迅速為后來許多研究宋史的北美學者所采用，出現了一大批關于宋朝區域史的研究著作，比如柯胡（Clark,Hugh）的閩南研究、柏文莉（Beverly Bossler）的婺州研究、蘇基朗（Billy K. L. So）的泉州研究、何安娜（Anne Gerritsen）的吉安研究、李錫熙（Sukhee Lee）的明州研究等等，這些成果顯然都受到韓明士撫州研究的影響。而《政治家與士紳》一書中形成的“南宋精英地方化”的觀點，更是直接影響到歐美學者對宋史的認識，就像哈佛大學包弼德（Peter K.Bol）教授所說的，韓明士的論點已經是美國學者“一致的看法”。（[美]包弼德，《唐宋轉型的反思——以思想的變化為主》，《中國學術》第三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歐美學者們在使用韓明士“南宋精英地方化”論點的同時，也根據自己的研究成果，對這一觀點進行修正、補充。比如包弼德教授出版于1992年的《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柏文莉教授出版于1998年的《權力關系：宋代中國的家族、地位與國家》（Powerful Relations:Kinship, Status, and the State in Sung China）、李錫熙教授出版于2014年的《權力協商：12—14世紀中國的國家、精英與地方治理》（Negotiated Power: The State, Elites, and Local Governance in Twelfth- to Fourteenth Century China）等。另外，近些年海外宋史學界興起的宋人書信與信息溝通研究，讓學者們意識到，南宋精英同樣十分關注朝廷事務。

面對學界的質疑、修訂，在2015年出版的《劍橋中國宋代史》下卷中，韓明士教授在自己撰寫的“宋代社會與社會變遷”（Sung society and social change）一章中，比較詳細地回應了學界對其南宋精英地方化觀點的質疑。

很顯然，隨著時間的推移，北美宋史學界在使用“南宋精英地方化”的同時，也在不斷反思并修訂這一觀點。

中文學界的回應

相比于西方漢學界熱火朝天地討論“南宋精英地方化”，并積極地通過具體研究來對這一論點進行修訂批評，中文學界對這一問題的關注明顯相對沉寂。郝若貝的文章發表于1982年，三十多年后才有中譯文（目前該文有兩種中譯本：林巖譯《750—1550年中國的人口、政治與社會轉變》，《新宋學》第三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易素梅、林小異等譯《750—1550年間中國的人口、政治及社會轉型》，收入單國鉞主編《當代西方漢學研究集萃·中古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175-246頁。據譯者注，本譯文的初稿是2001年北京大學歷史系宋史方向研究生集體翻譯的成果）。可能由于翻譯過遲，國內學界的關注點已經轉移，所以郝若貝的文章似乎并未引起學者們的討論與重視。相比于郝若貝文章遭到的冷遇，中文學界對于韓明士著作《政治家與士紳》的討論明顯更積極，但主要限于書評形式（如包偉民《精英們“地方化”了嗎？——試論“地方史”研究方法與韓明士的〈政治家與紳士〉》,《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第653-672頁；魏峰《宋代社會的理想化分析——評韓明士〈政治家與士紳〉》，《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魯西奇《“小國家”、“大地方”：士的地方化與地方社會——讀韓明士〈官僚與士紳〉》，《中國圖書評論》2006年第5期；周鑫《韓明士：〈官宦與紳士：兩宋江西撫州的精英〉》，《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六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遺憾的是，由于該書至今尚未有中文版，許多讀者對該書的了解可能僅僅是通過中文書評，缺乏更直接的閱讀體會。在眾多書評中，包偉民教授發表于2005年的書評“通過文獻記載、個案典型性與長時段考察方法等方面的考察，認為韓著存在明顯的論證失誤、論證對象典型性欠明確、以及對中國古代歷史發展一些長期性趨勢認識不足、全局觀察欠缺等問題，因此他的結論尚需進一步論證”?？赡苁鞘艿桨鼈ッ窠淌跁u的影響，國內宋史學界對韓明士“南宋精英地方化”論點興趣缺缺。不過在歐美學界，它仍然不失為一種頗具生命力和影響力的論點，比如包弼德教授在2022年出版的《志學斯邑：1100~1600年間婺州士人之志業》（Localizing Learning : The Literati Enterprise in Wuzhou, 1100–1600）一書，讀者仍能從中看到韓明士論點的影響。

《志學斯邑：1100~1600年間婺州士人之志業》（ Localizing Learning : The Literati Enterprise in Wuzhou, 1100–1600）

我們看到，中文學界雖然已經注意到“南宋精英地方化”論點在海外宋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并給予了一定關注，但可能除了包偉民教授的書評外，并未有針對性地對這個論點進行細致檢討。在這種情況下，長庚大學講座教授黃寬重先生于2023年出版的《居鄉懷國：南宋鄉居士人劉宰的家國理念與實踐》（臺北三民書局繁體字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年簡體字版，以下簡稱《居鄉懷國》），通過對南宋鄉居士人劉宰的具體研究，用數十萬字的篇幅直接回應了“南宋精英地方化”論點，是近半個世紀后，中文學界對韓明士論點非常難能可貴的直接對話與反思。

《居鄉懷國》展開的學術對話

黃寬重教授常年浸淫宋史特別是南宋史研究，成果豐碩，本書的寫作在其學術生涯中具有特殊的意義。據黃寬重先生自言，“四十年前，受劉子健教授的啟發，便留心劉宰與鄉居士人這個題目。直到退休前，希望有比較充裕的時間，集中心力研究此專題。不想從計劃開始到書稿完成，又經歷了六載歲月”（后記， 第422頁，以下頁碼均為簡體字版頁碼，不再另行說明）。

黃寬重《居鄉懷國：南宋鄉居士人劉宰的家國理念與實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年出版

充裕的寫作時間可以更從容地打磨這個題目，而作為國際知名宋史學者，黃寬重教授視野開闊，與海內外宋史學者交流頻繁，這使得他在寫作《居鄉懷國》時能夠及時與海內外學者切磋。在寫作過程中，黃寬重教授“赴香港、杭州、東京，向海內外同道報告計劃和書稿內容，聽取建議，以為修訂參考……在撰寫各章內容時，更不斷和朋友討論、請教。經多次修改議題，多番更動文稿，最終才得以現今面貌呈現”。而促使黃寬重教授“將本研究所提的若干看法，凝成與歐美學友對話的議題”，就是接受了新加坡國立大學王錦萍教授的建議。（第423頁）

就是這樣一部厚積薄發的著作，所以《居鄉懷國》甫一出版，便受到學界的關注，已有多篇書評刊發，對其內容、寫作方式、學術價值等多有精妙闡發（如黃純艷《“通過士人重新理解宋朝”——黃寬重〈居鄉懷國：南宋鄉居士人劉宰的家國理念與實踐〉讀后》，載黃純艷《華夷·海洋·財政：宋代中國的內與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潘仕奇《黃寬重〈居鄉懷國：南宋鄉居士人劉宰的家國理念與實踐〉評述》,《新宋學》第十二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此處不再贅述相關內容，僅從與海外學術對話的角度進行討論。

我們看到，歐美學者在討論“南宋精英地方化”論點時，基本上都是模仿韓明士教授《政治家與士紳》一書的寫作模式，即選取宋朝一個具體區域（如婺州、明州、泉州等），舉若干例子，從南宋士人的婚姻、家族、交游等方面進行討論，這種寫法的優點是容易與韓明士著作中提出的各種觀點進行直接對照，讓讀者很清晰地看出自己與韓明士觀點的不同之處，但不足之處也很明顯，就是容易陷入韓明士的思維套路中，自覺不自覺地忽視了一些其他應該注意的問題。

《居鄉懷國》沒有采取區域史寫作的套路，而是采用中文學界更為傳統的人物個案研究的方式，以南宋鎮江的鄉居士人劉宰為切入點，通過對劉宰文集《漫塘集》以及相關史料的細致爬梳，“運用嚴謹的實證方法，具體描繪出宋代以至明清‘鄉紳’如何以社會領袖的角色，作為官、民兩個階層的中間媒介，為社會史研究提供了一個堅實的研究基礎的著作”（《居鄉懷國》斯波義信序）。雖然只是寫劉宰一人，黃寬重教授卻將其放置在鎮江當地社會中進行觀察，劉宰的家族、鄉居事業、與當地其他人的關聯等等，涉及的面很廣，可以說海外學者討論“南宋精英地方化”論點時關注的點黃寬重教授都通過劉宰展現出來，而且討論得更加深入全面。很明顯，黃寬重教授是在充分發揮了自身學術特長的基礎上，與海外學者進行直接對話。

黃寬重教授通過豐富的史料和細膩的筆觸，讓我們看到，劉宰雖然身居地方，卻自始至終對南宋朝廷的內政外交等事務十分關注，他不僅通過各種渠道打聽朝廷消息，還對朝政加以評論，甚至主動進言獻策，表現出積極的參政意識，本書的書名“居鄉懷國”很好地概括了劉宰的這種特點。讀完該書，我們很明顯地感受到這與韓明士教授提出的南宋士人更關注地方的看法不同。雖然《居鄉懷國》只描寫了劉宰一個人，但結合其他學者的研究，我們看到，類似的南宋士人還有很多。

《居鄉懷國》除了與“南宋精英地方化”論點進行對話外，黃寬重教授還提出了自己對于南宋地方社會的看法，即政治力與社會力共塑基層社會。用黃寬重教授的話來說：“南宋基層社會的建設與活動，是由士人形成優勢群體后聚集而成的社會力，與代表國家的地方官府的政治力相互合作、共同塑造的成果。”（第297-298頁）這個觀點有力地解決了“南宋精英地方化”遺留的問題，即如果南宋士人并沒有與國家“分道揚鑣”，國家也沒有在南宋時從地方“撤離”，在地方社會上，究竟是何種力量在發揮著作用。李錫熙教授在《權力協商》一書中已經初步注意到這個問題，并提出地方士人與國家攜手合作處理地方事務，但并沒有進一步的總結提煉?！毒余l懷國》則更進一步，將這一看法予以推進。

考慮到南宋疆域遼闊，各地區情況不同，黃寬重教授指出，“南宋士人群體對社會的關懷以及致力于改善基層環境的目標，具有全國的一致性；卻也因國家疆域遼闊，區域間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存在落差，各地士人所推動的各項建設與促進鄉里認同的活動內涵亦有所不同”（第305頁）。“區域之間客觀條件差異造成的影響仍然明顯。”（第304頁）

黃寬重教授在《居鄉懷國》中提醒讀者，劉宰既是南宋士人的典范，也是南宋士人的特例，鎮江社會既有南宋社會的共相，也與其他區域存在顯著落差。只有深入地探尋士人、地方、國家間的折沖與協作、差異與共相，才能求得對南宋社會更切實的認識。這種認識，無疑比單純的“南宋精英地方化”更加復雜，可能也更貼近歷史的真相。

1929年，陳寅恪先生寫詩贈給北大史學系畢業生：“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魯仲兩無成，要待諸君洗斯恥。”體現了陳寅恪先生強烈的學術緊迫感和使命感。如今前往東洋、西洋求學研究中國歷史的國人依然絡繹不絕，不過大家可能已經沒有了陳寅恪先生那種沉重的學術壓力感。但在面對不斷推進的海外中國史研究時，國內學者除了要埋頭致力于自己的學術研究，還要時不時地抬頭看一看外面的研究，并積極與海外學術論點展開對話，做認真的檢討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此基礎上推進我們自己的學術研究。黃寬重教授的《居鄉懷國》在與海外學術對話方面很好地走出了這一步，為國內宋史學者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具有引領作用，值得我們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