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南山區小鎮竹口古稱“閩浙通衢”，作為古窯址所在地，緊鄰龍泉，但聲名不彰，遠不及龍泉。本文作者結合自身一線田野考古經歷，嘗試將田野、考古、讀書、歷史、個人情感和生活體驗整合起來進行寫作敘事，試圖揭示文物考古于日常生活之間的關聯性。
浙江人民出版社《考古四記——田野中的歷史人生》新近出版，文集所收錄文章多以淡筆寫濃情，追憶作者工作中難以忘懷的人和事，呈現可貴的人情世味。《澎湃新聞》經授權節選刊發。
一
浙南山區的麗水市 （古處州） 龍泉市，自古以出產龍泉青瓷聞名，外省人多半知有龍泉而不知有處州，猶如我們知道浙北水鄉有烏鎮，卻不知有桐鄉一般。
南宋慶元三年 （1197），鑒于龍泉縣山谷險遠，析其南鄉置為新邑，并以年號為名，是為慶元縣。乾隆 《龍泉縣志》 說，青瓷窯 “昔屬劍川 （龍泉），自析鄉立慶元縣，窯地遂屬慶元”。這種說法是不對的，因為龍泉青瓷的核心產區大窯、金村、溪口，以及龍泉東鄉規模更大的窯址群，自古及今都在龍泉境內，劃歸慶元境內的窯址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往來龍泉、慶元兩縣之間的官道，古已有之。慶元縣竹口鎮， 就是大道上必經的地方。
從龍泉出發，道經后坑，公路邊有一座美麗的木構廊橋——后坑橋。這是進入竹口地界的地標，我每次路過，都會特意下車，坐在廊橋內小憩片刻。后坑橋，由康熙年間慶元知縣程維伊重建，舊稱程公普渡橋，今天又叫紅軍橋。
木構廊橋是浙南山區最有特色的風物之一，而后坑橋是進入竹口鎮的地標
1934年 8月，閩浙邊境的紅軍決定北上抗日，路過竹口時，與國民黨軍有場遭遇戰。這一仗打得真漂亮，重挫敵人的反動氣焰。竹口鎮至今立有“竹口戰役”紀念碑，碑文激情洋溢，以“紅軍精神永遠激勵著慶元人民奮勇前進” 的口號結篇。因為這段光榮的歷史，作為交通要津的后坑橋，易名為紅軍橋。 紅軍橋附近，有一座路亭，原名培蘭亭，據脊梁上的墨書，此橋本為清末竹口鄉紳田洪為祈愿子孫繁衍而建，據說他的孫子單名一個“蘭”字，故名。今天也改叫了紅軍亭。2009年我路過時，見到的紅軍亭保存尚好。兩年后，路亭在龍 （泉） 慶 （元） 高速公路建設中被拆除。
2009年9月，因為龍（泉）慶（元）高速公路建設的考古調查，我拍攝的培蘭亭。不久，路亭即遭拆除
我舉紅軍橋、紅軍亭的例子，是想說明竹口地據險要，為往來浙江龍泉、景寧、慶元和福建政和、松溪、浦城各縣之間的要沖。 竹口乃兵家必爭之地，自古以來設有兵寨、巡檢司，民國時期政府也曾派重兵守衛，故有1934年的竹口一役。
二
竹口古稱“閩浙通衢”，但在今天看來，只是小鎮。小鎮的西邊，有條竹口溪，自北而南，向福建省境內流去，是閩江的上游。 而龍泉境內的河流，則是向北匯入甌江的。人們認為，龍泉出產的青瓷，多由甌江經溫州入海；而慶元的青瓷，則由閩江經福州出口。其實未必如此，龍泉大窯、金村的青瓷，也可以翻山越嶺，先挑到慶元這邊來，經由閩北，漂洋過海。
竹口溪上原來也有一座木構廊橋，叫作阜梁橋。橋頭掛有牌匾，榜書曰“宋王伯厚先生故里”，據光緒 《慶元縣志·藝文》 收錄沈鏡源 《重建阜梁橋記》，匾額由清道光三年 （1823） 竹口的貢生田嘉修所書。
王伯厚，即宋末元初大儒王應麟，著有 《玉海》《困學紀聞》， 傳說還是 《三字經》 的作者。山鄉竟然有這樣的大人物，縣里的官員往來過之，無不望風景仰。鎮上更建起紀念王應麟的牌坊、祭祀王應麟的祠堂，慶元自來人物，以伯厚先生名聲最大，有鄉賢如是，“不可不廟食也，故祀之，景行仰止，以光山岳”（鄭惟飚： 《重建竹溪 （竹口） 公館記》，見嘉慶《慶元縣志·藝文》）。
當然，這是清代的情景。而今，王應麟牌坊、祠堂固然全無， 阜梁橋也毀圮已久，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水泥橋，橫跨于竹口溪上。
小鎮內的老街與溪水平行，街道兩面保留有若干舊時商鋪，長約 300米，這是山鄉巨鎮的證明。現在的竹口鎮比老鎮更大，也更雜亂，過客需要稍稍留心，才能分辨出古鎮的舊格局——盡管破敗，然而簡潔。
三
2011年秋，我住在竹口鎮，不是來古鎮采風，而是為了調查竹口溪流域的古窯址。中國古陶瓷考古的先驅陳萬里先生說：“一部中國陶瓷史，半部在浙江；一部浙江陶瓷史，半部在龍泉。”他說的龍泉，包括龍泉、慶元兩地。宋元明時期，龍泉窯是我國最重要的青瓷燒造中心，產品暢銷海內外，直至明末清初，窯業才告衰亡。
今日說龍泉窯者，言必稱大窯、金村、上垟。這是龍泉精品瓷器的生產中心，南宋時期大窯的粉青、梅子青釉瓷器，是中國古代青瓷審美的典范。上垟窯創燒于北宋，至元代極盛，位于慶元境內，但其河流是匯入甌江的，并不屬于竹口溪流域。
慶元縣竹口溪古窯址分布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劉建安制）
竹口溪沿線，青瓷窯眾多，有練泥碓、楓塘、竹口、橋頭山、 新窯等。論年代，以練泥碓、楓塘窯址較早，所出青瓷具有典型的元代風格。練泥碓，顧名思義，是個制瓷的取土地點，當地傳說從新窯到龍泉大窯之間，一共有36條窯，多在這里取土。練泥碓的山上到處有瓷器、窯具的碎片，過去瓷片不值錢，很少有人上山撿瓷片，經常能夠挖到完整的器物。附近的村民，家里缺碗少盤的，也不必到市場買，背起鋤頭到后山挖一口宋元時期的龍泉窯青瓷碗， 將就著用。
從調查材料看，竹口溪流域的青瓷燒造主要始于元代，隨著海外市場的開拓，元代龍泉窯業全面興盛，窯址從傳統的甌江流域，自上而下，逐漸蔓延至竹口境內；以竹口溪上游的練泥碓年代為早，以新窯最晚，約在明末，此時龍泉窯已在消亡邊緣，所出瓷器造型粗劣、釉色灰暗，除了碗、盤，幾乎見不到第三種器物。
竹口窯，位于竹口鎮的后山，才是竹口溪流域最重要的典型窯場。明天順年間 （1457—1464） 前后，大窯、上垟等傳統窯業產區逐漸衰亡，青瓷生產中心轉移到了竹口鎮。竹口是繼大窯后起的明 代后期的中心窯場，生產規模大，產品精美，大花瓶、香爐殘片， 隨處可見。明清時期的本地寺廟，常常供奉有類似的瓶爐，器型高大端莊。近代以來，古董賣到上?？梢該Q錢，寺廟里的香爐、花瓶等瓷器很快就被盜賣一空。
竹口窯一角
由窯址所在的“后窯許”“后窯陳”等地名可知，當地大族許氏、陳氏的明朝祖先可能就從事燒窯行業或瓷器買賣。據民國二十三年 （1934）《竹口許氏宗譜》 記載，許紹琳公于明成化十三年 （1477） 來竹口做生意，“生理獲息十倍”，弘治十年 （1497） 索性就從江西臨川老家搬來竹口定居，是為竹口許氏的始遷祖。1934 年，陳萬里先生來竹口調查古窯址，當地陪同的許君說，他的祖先 “從江西遷來，在明末的時候，已有兩代，如此推算起來，大概在明天啟年間。移家來此，為的是做瓷器。當時姓許的遷來竹口以 后，買得山地極多，……許家原藏有制造瓷器的秘本，最近已遍覓不得”（陳萬里：《陳萬里陶瓷考古文集·龍泉訪古記》）。
陳萬里所記許氏徙居竹口的年代，可能偏晚了一點，但明確說徙居的目的就是做瓷器生意。傳說大體可信，許紹琳公徙居竹口時的15世紀后期，正值竹口窯的興盛期。當然，燒窯也不算什么光宗耀祖的事業，《許氏宗譜》 交代來龍去脈，語焉不詳，是可以理解的。
竹口窯衰落后，零星的青瓷燒造活動，轉移到了更加下游的地方，也就是前述的新窯。陳萬里認為，“新窯”之地名，是相對于竹口的“舊窯”而言的。
明代以來，景德鎮青花瓷風行天下，逐漸壟斷了國內外市場， 龍泉青瓷漸漸喪失了市場競爭力。明清之交，竹口曾試圖放棄傳統的青瓷生產，改燒青花瓷。我們在竹口后山，曾撿到過一件瓷器標本，青瓷與青花瓷的殘片，竟然粘連在一起。救亡圖存的竹口窯工，曾經在青瓷窯中兼燒少量青花瓷，以尋求僅剩的一點點生存機會，然而終不可得。
四
竹口地處閩浙邊界，以燒造浙南的龍泉窯風格青瓷為主。但也有個別窯場，在南宋時期，燒造閩北建窯風格的黑釉茶盞。竹口鎮北1千米的潘里壟，就是專燒黑釉茶盞的窯場。
2009年以前，潘里垅窯址區的地表隨處可見南宋黑釉茶盞
兩宋時期，建州 （建寧府） 的黑釉茶盞，適宜斗茶，風靡海內，稱為“建盞”。我曾到建甌考察過黑釉窯，偌大窯場，碎片堆積如山，竟只有茶盞一種產品，真不可思議。同期的浙南地區青瓷窯，甌江上游的龍泉，飛云江上游的泰順、文成縣，通常也兼燒少量的黑釉盞，以迎合當時的市場。但像潘里壟這樣純燒黑釉茶盞的專業窯場，則極其罕見。當然，細想起來也不奇怪，一方水土養一 方人，所謂“閩浙分界”只是人為的行政分界，處州和建州本來就山水相連。
潘里壟窯址，是浙江境內已知唯一的專燒黑釉茶盞的窯場。因為其獨特性，很早就公布為慶元縣文物保護單位。2009年，因為規劃中的高速公路可能要經過窯址，我曾前去調查，很為沿線的文物如紅軍橋、紅軍亭、古窯址的安全而憂心。后來聽說公路并不經過窯址，才算放心。
可躲得了初一躲不過十五。潘里壟總算躲過 2009 年的一劫， 2011年竹口鎮地方建造工業園區，未經文物部門批準，發揚愚公移山精神，填平山谷，培高地基，竟將窯址填埋在十幾米深的土石下 方，為上級文物部門檢查發現后，亡羊補牢，于是我組織并參加了潘里壟窯址的搶救性考古發掘。
2011年考古發掘時，潘里壟窯址已遭掩埋
這是我迄今經歷的最奇怪的考古工作——先用挖掘機掘開覆蓋其上的泥石土方，露出原來的地表。考古隊員在十多米深的“坑 下”作業，四壁高峻的土方，常有泥石滑落。每當收工，考古隊員都會長出一口氣，仿佛自火線下來的戰士，深感平安歸來，已屬不易。
與潘里壟相仿，竹口窯也是慶元縣文物保護單位。其實，以竹口窯在龍泉窯系統中的重要地位，完全可以升格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乃至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但是，竹口窯緊鄰集鎮，人口眾多， 房屋密集，文物保護面臨的壓力大，當地政府不愿意自找麻煩，將文保單位升格。近年，“盛世藏寶”之風大興，完整的龍泉瓷器固然可寶，釉色好的瓷片也能賣錢。山上的窯址，早已被古董販子、 文物愛好者、熱衷傳統文化的人士翻過很多回了，從土里翻出來的碎小瓷片，俯拾皆是。
當年，陳萬里先生來竹口調查龍泉窯、撿拾瓷片，老百姓問他：“你是江西人么？”言下之意，這些零零碎碎的沒用的東西，只有江西人才肯收羅。如今，我在竹口窯游走終日，從未有人前來盤問，因為到這里尋寶的人太多了，本地人早已司空見慣。
竹口窯所處的保護環境很復雜，公布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已是負擔，如果升格為更高級別的文保單位，誰來負責？在經濟建設和現實利益面前，有時文物保護并不總是最重要的。
五
靠山吃山。除了燒窯，竹口的香菇栽培業、伐木業、造紙業， 同樣歷史悠久。
我們認為，古人的傳統生業、生產方式甚有研究的必要，山鄉的經濟史，就是鄉民的生計史。然而，古人一般不會這么看，鄉邦文獻中，對燒窯、造紙幾乎不著一字。惜墨如金到這種地步，只能說明這些東西在古人眼中都是不值一提的“末業”。盡管今天的人 們把龍泉青瓷當成寶貝，說瓷器、造紙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并譽之為中華文明的象征。
《竹口許氏宗譜》 不載窯事，各種版本的 《慶元縣志》 亦是如此，一個燒窯的，有什么可說呢？
過去的山鄉，很少讀書人，“或有耕而兼讀者，或有耕而掛名胥吏者，避役故也”（嘉慶 《慶元縣志·風土》），讀書多半只是為了逃避繁重的勞役賦稅而已。清朝兩三百年，山鄉不出一個舉人， 更遑論進士。然而，舊 《縣志》 偏又對讀書人的事，連篇累牘，不厭其煩。同樣，這也只有一種解釋，就是古人認為讀書做官遠比燒窯有意義，那才是值得夸耀的事業。
“人杰地靈”的說法，怎么說都能成立。不出讀書人就是“人不杰”，“人不杰”就是“地不靈”，反之亦然。就算你把龍泉青瓷吹上了天，也無法證明家鄉藏龍臥虎、鐘靈毓秀，這就是古人的價值觀。
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竹口老街的這頭有了“宋神童尚書墓”， 老街另一頭有座“神童故里”的門坊。看上去，都是清代文物。
“宋神童尚書墓”
“神童故里”門坊
神童，名叫陳嘉猷，南宋竹口人。照嘉慶 《慶元縣志·人物》 上說，他是鎮上不世出的人物，自幼聰穎，出生三日就能開口說話，“登紹興神童科，累官至禮部尚書。公忠耿介，有經濟大略， 朝紳重之”。然而，我遍稽 《宋史》《建炎以來系年要錄》 等基本史籍，未能發現有個叫陳嘉猷的慶元籍高官。按理說，南宋前期這種級別的人物，國史多少應該有點記錄。
宋代規定，寄祿官在中散大夫 （從五品） 以上的文官，國史一 般皆予以立傳，按照官員差遣即實際職務的高下，文臣自少卿、監以上，死后在國史、實錄中撰有“附傳”。元代修 《宋史》 列傳， 均以宋朝國史列傳為本，當然也酌情參照其他文獻。所以，除了在亡國匆促的南宋末期，國史未及修成，許多官員失載或語焉不詳外，其余夠格的官員，《宋史》 大多有傳。如果宋高宗朝果真有陳嘉猷其人，他的差遣之一禮部尚書是從二品官，《宋史》 不可能不予立傳。即便不立傳，這樣的高級官員在宋代史籍中也不可能蹤影全無。
本土的秀才，大概也發現了這個問題，神童固然厲害，可是底氣不夠強硬。于是，竹口又出現了一塊名頭更響亮的招牌“宋王伯厚先生故里”，就是我們前頭在阜梁橋上看過的牌匾。
2012年新建的阜梁橋
王應麟，字伯厚，號深寧居士，南宋淳祐元年 （1241） 進士， 寶祐四年 （1256） 中博學宏詞科。王應麟著述豐富，是名滿天下的大儒。然而大家都知道，他是南宋慶元府鄞縣 （今寧波鄞州區） 人，千真萬確的寧波人。查清錢大昕 《王深寧先生年譜》、今人龔延明 《王應麟事跡編年》，綜觀王應麟一生，他似乎從未到過萬山深處的處州慶元縣。
求賢若渴的秀才，不知道是故意還是無知，直把南宋慶元府當作慶元縣。于是，王應麟就成了處州府慶元縣竹口的鄉賢。雍正 《浙江通志》 嚴厲批評了這種攀緣名人的做法，指責慶元的 “陋儒”將慶元府和慶元縣混為一談，荒唐至極。當然，關于王應麟是竹口人的說法，在當地傳承有序、邏輯自洽，從明代開始就流傳開了。
阜梁橋頭新建的王應麟紀念館，橋頭新掛起“王伯厚先生故里”的牌匾，卻將“故里”訛為“故裡”
毫不意外，竹口鎮里，掛起“宋王伯厚先生故里”牌匾，豎起為宋進士王應麟立的進士牌坊，竹口水尾的回龍潭甚至還有王應麟的墳墓。
從此，一切無可辯駁，王應麟才是竹口“人杰地靈”的象征。 縣官、鄉紳經過竹口，造訪王應麟史跡，搖頭晃腦，賦詩撰文，說王先生的大名與日月同輝，海內之士誰人不曉，“先生居敬窮理， 道學闡濂閩之蘊”，大家做晚輩的理當見賢思齊。
這故事多么匪夷所思。但是，各種版本的 《慶元縣志》 都當王應麟是竹口人，山鄉的歷史就是這么寫的。
六
2011年秋，我在竹口調查古窯址、發掘潘里壟期間，竹口溪上的阜梁橋，尚在重建中。在我離開竹口時，正值橋墩的奠基儀式， 噼里啪啦，燃放著鞭炮，仿佛在為我們的考古隊送行。
次年，我們回到杭州后，竹口鎮傳來重大歷史發現的信息，據清咸豐二年 （1852）《竹口王氏族譜》 記載，歷史疑案終于水落石出——原來南宋亡國后，王應麟先生以遺民自居，隱居到了竹口。 經過地方文史學者研究，王應麟果然是竹口人，鐵證如山。鎮里有個朋友打電話來，邀請我去論證論證。我沒有去。
我至今未能讀過這本歷史秘籍，然而就算見到了，猶如我讀過的各種縣志，又能證明什么呢？
2014年，竹口鎮上有老百姓擴建自家房屋，將“縣級文物保護單位”竹口窯挖開了一個大口子，豁口上掛滿瓷片、窯具，地表一片狼藉。因為涉嫌破壞國家文物，派出所決定對房主行政拘留。我再次來到竹口，前往現場評估遺址的破壞程度，以作為采取進一步處罰措施的依據。
村民隨意破壞國家文物的行為，必須制止，違法者必須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但是，當年未經審批將潘里壟窯址就地填埋的決策者，又該如何處罰呢？我不免有點同情這位可憐的擅自擴建自家房屋的村民。
我從小鎮出來。新阜梁橋，落成有時，金碧輝煌，已為竹口鎮的新地標性建筑。橋頭果然重新懸掛起“宋王伯厚先生故里”的匾額，并建起了古色古香的“王應麟先生紀念館”。
【附記】 感謝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劉建安先生對本文寫作的幫助。
《考古四記——田野中的歷史人生》浙江人民出版社